匾额集书法、文学、雕刻、篆刻髹漆等艺术于一体，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。　　 

　　在古籍中，匾额又称扁、额、牌等，《说文解字》中这样解释：“扁，署也，从户册。署门户之文也。”明代费灜《大书长语》曰：“署书者，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。”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“署门户者，秦书八体，六曰署书。”可见，至少在秦代就已出现了匾额，其字体被称为署书，主要悬挂于重要建筑门户之上。　

　　随着历史发展，匾额的形制不断演进，“匾有横竖，体裁不同，字有疏密，形势亦异”；匾额的功能逐渐拓展，除了建筑标识这一原始功能外，旌表贺颂也成为匾额的重要功能和用途。据 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凡有孝子顺孙，贞女义妇，让财救患，及学士为民法式者，皆扁表其门，以兴善行”，说明通过赠立匾额来激励和表彰 “让财救患”的善人善行历史悠久。　　

　　褒奖善人　　 

　　古代中国，题赠匾额以兴善行的行为广泛存在。据《钦定大清会典》记载，官府对民间恤养孤贫、捐资赡族、助赈荒歉、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等慈善行为，如果“捐银至千两以上，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，均请旨建乐善好施坊”，如果“所捐不及千两者，请旨交地方官给乐善好施匾额”。　　 

　　“乐善好施”出自《史记·乐书》：“闻徵音，使人乐善而好施；闻羽音，使人整齐而好礼”，指音乐具有陶冶情操，提升道德修养的功能。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数块“乐善好施”匾，其中一块赠立于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上款是：赐进士出身/敕授文林郎/建昌府南城县知县/加十级纪录十次/江岷/为；下款是：道光元年仲夏月上浣榖旦/民人米逢新立。中间上部刻“南城县印”。　　

　　由此可知，此匾是道光元年建昌府南城县知县江岷为百姓米逢新所立，以表彰他乐善好施的行为。经查阅《清朝进士题名录》，赠匾人江岷是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，四川成都府人。　　 

　　相较于“乐善好施”这一褒奖善人的常用语，“义奋同袍”匾则颇为少见。此匾上款为：钦加同知衔/庚子恩科举人/大挑一等/分发福建试用知县/署永定县事/加十级纪录十次/叶/为，下款是：本宅恩授翰林院待诏/沈云麟/立/咸丰七年岁次丁巳季冬月/榖旦。　　 

　　这块匾立于清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这一年当地正逢多事之秋。据《永定县志》记载，1857年春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石国宗入闽，四月攻入长汀，拳师李东木和廖三满等人乘机率众围攻永定城，最终失败。从此匾所题内容和年代可以推知，这块匾是1857年的永定县知事叶某，对沈云麟在组织乡勇抵抗攻击、守城作战中的功勋的表彰。　　

　　铭记善举　　 

　　上述匾额仅提及题赠人的姓名，相关善行往往较难考察或依靠多方查证后作出一种推测。与之相比，另一类匾额则详细记载受赠人具体善举及前因后果，蕴含的信息更为丰富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如清咸丰四年（1854）“如松”匾，其匾序所述善行具体，语言凝练，朗朗上口，兹录于下：　　

　　盖闻德者寿之征，其德克修则其寿弥永。我族寿岩公厚德君子也，自少壮以迄古稀，赈匮救贫，周亲恤友，只为余事。其德之尤著者，莫如乡之西有石拱桥，上为水西岭，东抵闽越，北达江浙，年久倾颓，行人苦之。公一砌其路，再修其桥，此远济行人之德也。祖贻浮厝，风雨摧折，重赀新之，此泽及族骸之德也。且水西岭芟削崎岖，种青松以庇行人，逶迤数里，中虽酷暑无热患，过斯岭者相与憩息其下，低徊而不能去。迄今公之树黛色参天，宜公之身黄发儿齿，由此而耋而耄而期颐，则所以祝公者，固不必泛及于山阜冈陵，即以此松之历久长青者为公祝可也。爰颂之曰：如松。　　 

　　虽然这块匾的受赠人寿岩公生平已无法考证，但从序文中我们可以获知，自少壮至古稀，其在乡里赈匮救贫、周亲恤友、砌路修桥，一生善举不辍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地水西岭道路狭窄崎岖，他栽种青松以庇护行人，松林逶迤数里，为往来行人遮阴避暑。　　

　　此匾引用了《诗经》中“天保九如”一说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中连续采用了九个“如”字，即如山如皋、如冈如陵、如川之方至、如月之恒、如日之升、如南山之寿、如松柏之茂，“九如”原为臣子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，后引申为福寿延绵不绝之意。寿岩公虽年逾古稀，但因其栽种青松等诸多德行善举，其将如“此松之历久长青”，可谓一语双关，颇为精妙。　　 

　　标识堂号　　

　　堂号匾是匾额中的一个重要门类，其中有不少和慈善文化相关，如宝善堂、善庆堂、继善堂、积善堂、乐善堂等。在我国，“慈善”二字合用虽较早，但其最初含义并非扶危济困的善举，“慈善”二字作为慈善机构名称使用，到近代才广泛出现。古代的慈善机构常用善、义等字作为名称，如某某善堂、义庄、义仓、义渡等。　　 

　　梁其姿教授在 《施 善 与 教化——明清的慈善组织》中曾统计并附录了明清时期的善堂，在施棺类善堂和综合性善堂中，就有许多以同善堂、众善堂、崇善堂、积善堂、迁善堂作为机构名称。　　 

　　善堂名称往往引经据典，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善的独到理解，如积善堂的 “积善”二字出自 《周易》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意为坚持行善的人家，必然会有更多的福报。另外，积善堂之名还强调了善需积累的理念，所谓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”，意在强调善虽小却值得去做，要点滴累积；恶虽小却必须时刻远离，应防微杜渐。　　

　　兼善堂之名出自 《孟子》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，意为困窘时要独善修身，止恶律己；得志时要心系苍生，惠泽普施于天下。兼善天下既反映了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，也反映了家国情怀是我国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　　

　　同善堂之名源自 《孟子》“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”。宝善堂之名出自《礼记》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”，意为楚国没有将其他东西当作宝物，唯有将善这一美德视为珍宝。　　 

　　传播善念　　 

　　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慈善活动也是如此。一方面，慈善的本质是利他，需要一定的理念予以促动和支撑；另一方面，慈善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需要慈善理念的倡导和推动。有些匾额虽没有明确的获赠人和具体的慈善行为记载，但其反映的慈善理念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教化意义。　　 

　　中华慈善博物馆馆藏数块“为善最乐”匾。“为善最乐”意指行善是最快乐的事情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汉明帝刘庄曾问宪王刘苍在家中何事最快乐？刘苍回答说：“为善最乐”。“为善最乐”说明行善是付出，也是收获，善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。晚清著名善人余治所著《得一录》中提到：“心乎善则所行皆善，而心为之愉快，即此是福。天下之膺备福者，其究不过愉快而已”，进一步阐明了善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关系。　　 

　　再如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“图匮于丰”匾。“图匮于丰”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的 《藉田赋》“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”，意为在丰收的年岁，就要为匮乏时谋划；在安逸的时候，仍应保持节俭，预防以后可能发生贫困。这块匾由曾任江西吉安知府的鹿泽长题写，据史料记载，道光二年（1822）鹿泽长任吉安知府，由于当地多山，庄稼连年歉收，百姓生活极为困苦，他带头捐出俸禄，并号召富裕乡绅出谷助赈。他还创立义仓，储存粮食，以备荒年赈灾之用。　　 

　　从古至今，慈善都需要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，丰年备灾和荒年救灾同样重要。我们要杜绝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观念，运用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，建立一定的预防机制，努力从源头上消除隐患，从而让慈善事业能够更加持续、有效且深远地惠及人民群众，增进社会整体的福祉与进步。　　 

　　（转自 《中国民政》2025年02期，作者程伟）